金大忆旧――我在金大前后的学习和活动

时间:2006-04-04浏览:56

 

金大忆旧
――我在金大前后的学习和活动

   我的童年和青年是在泰州家乡和南京度过的,那时正是中国大革命开始的时代,各地军阀混战,外国强权环视,中国将被瓜分,我就是在这混乱而艰苦的时代中长成。我的文化基础在当年的淮东中学和金陵大学奠定,我的爱国情操也在这时的革命热浪中养成。我出生于1910年,1922至1926年在淮东中学(现泰州中学)就读。在校时适逢五卅惨案,当时淮东的师生也卷入了这一爱国反帝的高潮,我就在这次浪潮中参加了一个爱国团体“青年学社”,主编这一团体的机关刊物《青年旬刊》。因为鼓吹革命,为军阀孙传芳驻在泰州的部队所逮捕,我因家中设法援救,得以脱出虎口,逃离家乡,立即参加了北伐军,沿津浦路进驻北京,不久移驻天津附近的杨柳青。1927年得长兄钱存典(字述尧, 号大地,1905-1997 ,1927年金陵大学文学士,毕业后任母校注册部主任)之助返回南京,进入金陵大学(今南京大学)学习,由他供应学费,同时在附近的金陵女子大学图书馆工作,半工半读,赚取每小时2毛5分的工资,补助生活费用。这是我意想不到的因祸得福,能以接受高等教育的原因。
   我在金大主修历史,副修图书馆学。必修的国文和作文是胡翔冬先生所授,英文是李玛莉女士主讲,主要是文法和阅读,未教口语;数理是吴汝麟、魏学仁两位博士所授,化学和生物学是何人讲授,已不能记忆。此外,我曾选读胡光炜(小石) 先生的“中国文字学”,贝德士 (Dr.L.S.Bates) 教授主讲的“欧洲史”、“俄国史”、“印度史”、和“日本史”,陈恭录先生的“中国近百年史”,刘继宣先生的“中日交通史”(我选修该课的作业《隋唐时代中日文化关系之检讨》,署名宜叔,1942年发表在《学术月刊》 第1卷第4-6期),刘崇本先生的“政治学”,吴景超和史密士(S. C. Smythe) 两位教授的“社会学”、“人口学”、和“社会调查”; 另外我也选读刘国钧先生的“中国书史”,以及李小缘和陈长伟先生等开设的十多门图书馆学课程。图书和历史相结合,对我一生的工作和学术兴趣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后来我能终身坐拥书城以及进修、教学、研究和写作,一直环绕在书史这一主题之中,也都和我在大学时代选修的课程所打定的基础密切有关。
   那时国内的图书馆学专业,金大是最早开设这一类课程的大学。从1913年开始,由图书馆馆长克乃文(Harry Clemens) 先生讲授。克乃文在美国取得图书馆学学位后,曾在普林士敦大学图书馆工作多年,经验丰富,他在中国主管大学图书馆、提倡图书馆学,培养中国图书馆专业人才,开风气之先,都有一定的贡献。在他回美后,金大于1927年成立图书馆学系,正是我进入金大的第一年。当时的教授有刘国钧、李小缘、万国鼎、蒋一前、陈长伟、曹祖彬等人,阵容很强。刘是美国威司康新大学的图书馆学硕士和哲学博士、曾任文学院院长;李是纽约大学图书馆学院毕业,任当时的图书馆学系主任,同时兼任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主编《金陵学报》;其他都是金大出身,各有专长。我记得当年选读“中国书史”的课程,指定参考书主要是:英文本卡特(Thomas F. Carter)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西传》和日文本田中敬所编《图书学概论》,而没有相当的中文著作,引以为憾;当时心中就有要补足这一缺憾的意念。卡特的原作是1925年出版,从中西交通史的架构出发,对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向西方传播作出一定的贡献。田中敬的书是1924年出版,分为书写、印刷、材料、形态四篇,对西洋、中国和日本的图书史有全面的叙述。这两本书对我的影响很大,后来我在芝加哥大学写作博士论文,主要便是为卡特一书对印刷术发明以前的一段空白填补所缺。
   我在大学的成绩:文史平平,数理最差,而对图书馆学的功课却特别优异,在课堂作业所写的一篇‘图书馆与学术研究’ ,曾被选刊在《金陵大学文学院院刊》第1卷第2期(1931年) ,成为我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后来北京图书馆为纪念创馆75周年所编印的一部文集,曾将此文选人,编者并在序言中特别介绍说:“钱存训的文章是当年一个大学生的课程作业,但他对学术研究功能的论述,经历的考验,至今仍保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足见作者远在青年时代对图书馆学的研究已经颇具功力”。
   我在金陵女大图书馆工作5年,同时在该校选读课程,作为金大的学分。因此我曾选读缪凤林先生所开设的“中国通史”,他用《通鉴纲目》式自编讲义,照本宣扬,印象不深;但是选读曾虚白的“翻译学”却兴趣很高,至今难忘。我的课堂作业所译罗梭的《东西快乐之歧异》和欧策德的《中国以抵制外货为对外武器》两篇论文曾先后发表在当时风行的刊物,成为我译作的开端。不久两位女馆长余舜芝(何濂夫人) 和张肖松博士先后出国,金女大校长吴贻芳特派我代理馆长,使我在金大毕业的时间延迟了一年。当时金女大有一个图书馆委员会,馆长是当然主席,因为其中有美国教授参加,因此开会时必须用英语发言,从中我学习到开会的规则和表决的程序,对后来的行政工作很有帮助。当时,日本侵略东北,不久又发生9?18事变,政府规定大学生必须参加军训,因此我又一次卷入抗日的高潮,对学校功课的成绩很有影响。 
   1932年大学毕业后,我在上海交通大学工作5年,1937年转职国立北平图书馆南京分馆和上海办事处工作了10年。太平洋战争期前,我奉命在日军占领下的上海,冒生命危险,秘密将存沪的中国古籍3万册转移国外保存,而未遭战火的毁灭。由于北图的推荐,我于1947年来美工作和进修,先后获得芝加哥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同时担任芝大东亚语言文化系和图书馆学研究院教授兼东亚图书馆馆长,从事国际文化交流工作30多年。1978年退休后,应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博士的邀请,写作《中国科技史》大系中有关中国二大发明的《纸和印刷》专册,连同前编《书于竹帛》,获得国际学术界的一致好评,也使中国科技在世界文明中应有的地位得到肯定。

      (钱存训 2005年4月15日 于美国芝加哥海德园)
      (编者按:本刊2005年夏季号“校友风采”栏目刊有介绍钱存训先生的文章,请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