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简劬书 后学楷模
―― 访中国图书史研究专家钱存训先生
从波士顿开车到芝加哥的旅程需要两天的时间，路途之长令人生厌。然而这一切抱怨在见过钱存训先生后都消失了。在回旅馆的时候，由于太兴奋，竟然走错了路。
来美之前，心里计划好最想见的人之一就是钱存训先生。钱先生是1932年金陵大学(现南京大学）的毕业生，蜚声海内外的中国图书史研究专家。能拜见他，是自己人生中的一大财富。约好6月7日下午3点钟见面的，但由于我和同去的美国朋友对芝加哥不熟悉，短短的10多英里路竟然走了1个半小时。3点钟的时候，我看无法赶到钱先生的寓所，连忙给他打了一个电话，说大约10分钟左右能到。10分钟后，当我们驾车到达他的寓所门口时，发现钱先生正站在门外等着我们。
钱先生于1910年出生在江苏省泰州，今年已经是94岁了。行前，我很犹豫去不去拜访他，因为随意打扰一个高龄的老人是应该考虑的。但他的弟子和熟悉他的人都说，钱先生身体很好，还能开车，这才使我下了决心。电子邮件发过去，钱先生很快就回了，不但表示欢迎，还特别为我安排了在芝大的演讲。看看电子邮件上收到的时间，显示钱先生是晚上12点左右发的，听别人说钱先生晚上要工作到12点钟左右的消息确实不虚。
见面时的话题自然围绕着我们同感兴趣的中国图书史展开。钱先生最主要的学术贡献，就是以英文撰写并译成多种语文的两部有关中国图书史的研究著作，一部是《书于竹帛》，一部是《纸和印刷》，这两部著作，现在已经成为中国图书史研究领域的经典之作。也正是这两部著作，扩大了中国文化在海外的影响。
问起钱先生怎么会写起这两部书，我们的话题便回到了七十多年前。1927年，钱先生进入金陵大学读书，同时在金陵女子大学图书馆工作。当时，金陵大学开设了图书馆学专业。钱先生主修历史，副修图书馆学。他选读刘国钧先生的“中国书史” ，产生了特别的兴趣。也就从那时起，图书与历史的紧密结合，对钱先生一生的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32年，钱先生从金陵大学毕业后，被学校推荐到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担任副馆长。1937年，又应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先生之聘，改任北图南京工程参考图书馆主任。但由于抗战的爆发，钱先生又被改派到北图上海办事处，负责保管由北京南运的中文善本书等工作。1941年，鉴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当时中美两国是盟邦，国民政府决定将这些善本选择其中精华约3万册，运送美国国会图书馆保管，并摄制缩微胶卷以便利用。这一安排虽经双方政府同意，但无法通过在日军占领下的上海海关。几经周折，钱先生终于将这些善本图书秘密运出，安全抵达美国。钱先生告诉我，当年运送最后一批善本图书的美国商船，曾被日本海军击沉，但图书却没有缺少。这批图书如何安然无恙地抵达美国的，至今仍是一个迷。我曾在钱先生的一些文章中看到过有关此事的记载，但听钱先生再次讲起，仍觉津津有味。
由于钱先生圆满地将这些古籍运送美国保存，避免了损失，受到了当时政府的奖励。抗战胜利后，1947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委派钱先生将这些善本古籍接运回国。但由于当时国内交通断绝，无法成行。适逢美国芝加哥大学远东（现东亚）图书馆需要请人整理该馆建馆后积存的中文图书。于是钱先生应邀来到了芝加哥大学。一年后，邀请钱先生来美的顾立雅 (Herrlee G.Creel）教授要求钱先生继续留任，并愿意接钱先生的家眷来美。因此自1949年起，芝加哥大学聘请钱先生为东亚图书馆馆长，并在东方语文系授课。
当初钱先生到芝加哥大学时，就兼有进修的任务。芝大设有图书馆学研究院，是当时美国最强的图书馆学教学基地之一。钱先生利用工余时间选课学习，在1952年秋季取得了硕士学位。学位论文是《西书翻译对中国的影响》，这是他研究中国图书历史的开始。
硕士课程结束后，钱先生在顾立雅教授等的鼓励下，又继续攻读博士学位。1957年夏完成学业，获得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印刷发明前的中国铭文和图书》。该论文经过修改，1962年由芝加哥大学正式出版。这就是现在饮誉全球、已被列为中国图书史研究经典之一的《书于竹帛》。该书出版后多次再版，并先后被译成中、日、韩等其他文字。
《书于竹帛》的出版，已奠定了钱先生的学术地位。但此后出版的《纸和印刷》更使钱先生成为这一领域内的泰斗。从事中国科技史研究的李约瑟先生，早就注意到了钱先生的学术成就。当时，他正在撰写多册的煌煌大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但由于接近退休年龄，他希望能和他人合作，完成这一重要的文化工程。于是，1967年，李约瑟正式邀请钱先生参加他的研究计划，写作《中国科学技术史》大系中的有关“纸和印刷”的部分。这一邀请正与钱先生欲写《书于竹帛》续编的想法不谋而合。1968年，钱先生欣然接受了这一邀请， 1982年完成书稿，1985年作为《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分册由剑桥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从搜集资料、草拟大纲到全书完成，前后历经15年时间。该书出版前就已预订一空，其后多次重印，成为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大系中最畅销的一册。
钱先生还著有多部文集。如《中国书籍、纸墨及印刷史论文集》1992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收录了16篇专题论文。2004年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增订再版。这些论文是钱先生写作《书于竹帛》及《纸和印刷》两书时的副产品。有些细节，专著中不可能详细探讨，钱先生就先作专题研究。如论文集中一篇关于“书刀”的文章，洋洋万余言，而专书中只有一节。还有另一篇关于1966年韩国庆州佛国寺石塔中发现的木刻本《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这是8世纪初最早的印本实物，发现后曾经轰动世界。韩国学者据此认为韩国是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国。由于那时国内正忙于文革，学术界与世隔绝，根本没有知道这一发现。钱先生在1979年回国时将该经文全卷以及国外讨论的文章全部复印，赠送上海图书馆，由该馆译出及时公布，才将这一消息传达国内。同时，钱先生自己写了文章，对该刻本进行分析，从楮纸、经文、字体、武后制字等方面，驳斥了“韩国发明印刷术论”。说起这事的经过，钱先生同样颇为高兴。他说，国内直到1980年代才注意到这一问题，晚了整整十多年。
学者，仅仅是钱先生的一个侧面。他还是一个杰出的图书馆管理者和诲人不倦的导师。钱先生告诉我，他在钱师母的帮助下，曾用10年的时间，将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所积存的10万余册中文古籍整编完毕。同时，还积极开始收藏当代的资料，扩充馆藏。在钱先生的苦心孤诣经营之下，芝大东亚馆成为美国著名的收藏东亚资料的重要图书馆之一。尤其是在美国中部，更是声名显赫。如今的东亚馆内，还陈列着钱先生和钱师母一笔一划写成的卡片，并印成书本目录18册。虽然现在已经普遍使用了计算机，不再使用这些卡片，但这已经成为东亚馆历史的一部分。
钱先生同时又是一位育人有方的导师。1949年起，钱先生开始在芝大东方系授课，并于1958年升任远东系副教授、1964年升任东亚系和图书馆学研究院的正教授，直到1978年退休。长期以来，钱先生在芝加哥大学讲授“中国目录学” 、“中国史学方法” 和“中国印刷史” 等课程，并在1964年起主持芝大“远东图书馆学研究中心”，先后培养了30多位硕士和博士。像目前哈佛燕京图书馆、普林斯顿葛斯德东方图书馆这些重要东亚馆的馆长均是钱先生的学生。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钱先生的贡献。1990年，钱先生八十大寿的时候，他的同事和门人曾为他编印了一本《中国图书文史论集》，分别在台湾和北京出版，以作纪念。该书的前言中有这样的评价：“抱简劬书，学究古今之变；怀铅吮墨，文擅中西之长。……著书中秘，撰述拟于名山；讲学上庠，桃李遍乎天下。”每次再看，总觉这一评价真是精辟。
钱先生1947年出国，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再度回国。2004年，北京图书馆还寄来聘书和铜牌，聘请钱先生为该馆的顾问。钱先生说，自己没有想到，竟然去国五十多年了，言谈中颇有往事不堪回首的感觉。钱先生觉得自己学成没有回国，是一种遗憾。老一辈学人，内心深处有浓厚的中国情节，觉得报效祖国是天经地义之事。我安慰钱先生说，如果回国，这两本书或许写不成了。何况你在国外，仍在从事中国图书史的研究，扩大了中国文化在海外的影响。这同样是报效祖国。其实，我怕老人伤感，下面的话没有说。如果钱先生回国，那些没有运回国的善本古籍，不就是文革中罪证吗？钱先生对滞留在台湾的中国善本古籍仍然刻骨铭心，希望能将这些书运回大陆，并多次托人在海峡两岸疏通。老辈学人的爱国情怀更是令人钦佩。
近年来，钱先生抽空撰写了回忆录《留美杂忆》，其中有一章就是“退而未休”。确实，自1978年从芝加哥大学退休后，钱先生完成了多部撰述，尤以《中国科学技术:纸和印刷》一书，被认为是对这一专题的标准著作和百科全书。近年来，钱先生结合考古的新发现，对英文本《书于竹帛》进行了修订，最近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新的增订本，有夏含夷（Edward Shaughnessy） 教授的长跋和专家评论，认为是研究中国古文字学的经典之作 。钱先生说，在芝大半工半读时养成了习惯，每天不看点书、不写点文章，就觉得这一天浪费了。老辈学人的勤奋由此也可见一斑。或许，从中我们也可以知道钱先生成为世界一流学者的原因。
钱老知道我还没有他的《中美书缘》这本书，便拿起一本题签送我。《书于竹帛》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将它纳入了“世纪经典”系列，2004年1月刚出，我当然无法见到，钱先生也题签了一本给我。拿过书一看，《中美书缘》写的是“张志强先生惠正 钱存训敬赠 2004年初夏访问芝大纪念。”《书于竹帛》上写的是“张志强先生惠正 钱存训赠 2004年6月7日访问芝城纪念”。钱先生的字写得很漂亮，让你无法相信这是出自一个九十多岁的老人之手。只是钱先生称我“先生”，让我无地自容。从年龄上讲，我该是他的孙辈；从学术上讲，他更是我景仰的大师。或许，这就是大师的情怀，对后辈无微不至的关怀与爱护。
原定的茶聚时间是到5点，但不知不觉间竟然到了6点。钱师母要留饭，我执意不肯。待与钱先生、钱师母留影后，忍不住又说了一会儿话，时间又过去了半个小时。当我们告辞时，钱先生与钱师母又执意要送到门口。在落日余晖的映照下，钱先生瘦弱的身影显得更为单薄。印度著名的《沙恭达罗》里说：“你无论走得多远也不会走出我的心，黄昏时的树影拖得再长也离不开树根。”对钱先生而言，虽在异国他乡，心中装着的仍是中国文化；对我而言，短暂的会晤，内心将永远装着钱先生和钱师母的情怀。
（张志强，信息管理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