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乱年代的教学改革
――忆抗大化工厂
一九六八年春天，学校的革委会已经成立，大多数同学已厌倦了派性斗争，“文化大革命”进入到“斗批改”的阶段。要求复课和教改的呼声日益高涨，各种教改方案不断出台。年初，我从报纸见到北师大化学系通过办“五七”化工厂来进行教学改革的报导，颇受启发，我和王冬玲同学给老师们报告后，也引起部分教师的极大兴趣。于是，我们串联了化三（63年级）部分同学拟就一个方案：办一个化工厂，在工厂中边生产，边教学。当时，高分子教研室周庆立老师手头有一产品――“南大-42”，是南京大学与四机部二所合作研究的一个项目，该产品是用在航天航空中一个有机粘合剂。课题虽然在“文革”前已完成，但由于六六年的“文革”，中断了台阶试验（中试）。作为一个有海外背景的教师，当然是不敢进实验室进行工作。但是我们的设想立即得到了周庆立、陈懿等老师的大力支持，他们建议由我们学生全面组建一个化工厂，地址放在五八年化学系办的一个报废的厂房内（在西平教室的南边、大操场主席台的西边）。我因为出身好，“文革”前当过班长、支书，在同学中有些号召力，“文革”中又属逍遥派，被推为筹备组负责人。经过两个多月日夜工作，整理出来了一个很“气派”的三合院厂房，仪器、设备由一位设备保管员陈老师给我们提供，一些“专用设备”则由王里仁老师找人制作，周庆立、李若英老师负责原材料准备，化三的很多同学，如温元凯、汤光文、董华菁、方志贤、陈炳松、王继扬、朱万珥等经常主动过来帮忙。到四月底，准备工作就绪，为了迎接生产，成立了勤务组，我们一致推荐陈懿老师作为组长，但陈老师语重心长地表示，由同学们干更好，自己挑了一个负责“大批判”的“苦差”，这样由一个姓孙的化五的同学、王冬玲、王里仁、陈懿和我组成了一个勤务组。勤务组第一次会议的议程是：讨论并决定厂名，决定开工时间。我提议叫“抗大化工厂”，意含用抗大的精神来搞教学改革，得到大家一致同意，并给学校革委会备案；对于何时开工，大家疑虑重重，因为，经过两个多月的筹备，在学校已纷纷传扬开来，相当一部分师生表示这是新生事物，要大力支持，但也有一部分同学认为这是逍遥派的避风港，甚至有人贴出大字报，要把这个“黑试验”扼杀在摇篮里。为了有理有节，大家决定继续筹备，等待有利时机。这一时机终于等到了。六八年五月一日，南京军区司令员、江苏省革委会主任许世友同志在天安门城楼上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许司令向毛主席汇报：我想要把南京大学作为教学改革的试点。主席说：“你就试吧！”消息传来，全厂欢欣雀跃，随即把毛主席的指示“你就试吧”作为最高最新指示在全校张贴。于是，勤务组决定五月七日（为纪念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发表三周年）开工。“南大-42”分氯化、脂化、胺化及减压蒸馏四个工序连续作业，我们同学分成四个工段，每个工段都有一位老师指导，根据各工段涉及到的化学反应、反应条件、副反应、操作要求等由老师进行讲课，在老师指导下现场动手操作。一段时间后，根据生产中出现的问题共同讨论，进行小结，最后由老师归纳，大家觉得这样学习生动活泼。工厂先后吸引了近百名同学来学习， 主要是化三、化二同学。我们接到的第一家订货是贵州某厂，从五月份到年底，我们断断续续生产（因为各种政治活动必须参加），一共生产了五千克，每克一元，计五千元，全部上交学校财务。十二月十一日，化三的同学毕业分配离校了，我亦依依不舍地惜别抗大化工厂，奔向新的工作岗位。但工厂仍然继续生产，直到七十年代，我回校再访工厂时，工厂已改名为康达化工厂（“抗大”的谐音），产品仍以粘合剂为主，生产规模已大大扩大。
三十多年过去了，与高分子教研室和物化教研室广大老师一起在特殊条件下的工作、学习、生活的200多个日日夜夜却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中，是“文革”中最为难忘的一幕。
（化学系68届 顾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