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忆念 珍贵的情感
――记在南京大学地理学系学习的三年
1952年，由于院系调整，我从浙江大学地理学系转入南京大学地理系二年级继续学习，与我一同转入的有阮宝同同学，而其余同窗转到了地质系与气象系。我进入南京大学的三年时间，感受很多。
同学之间相互团结友爱
我在浙江大学上海肺结核防治初检和复查发现有纤维化斑点，属肺结核转好阶段，住进了南京大学的休养所，一面休息一面学习。南大的休养所在鼓楼医院的后面，另开门通往天津路进入校内。那时我系与生物系的办公室在西大楼，教室全在北大楼，逢临时调课，班内同学总是赶来喊我。我课余喜与病友打桥牌，同时又爱集邮，许多同学把信封上的邮票剪下来送我，病友们聚集在一起相互介绍养病经验，鼓励早日康复。不到一年，我恢复健康，搬离了休养室，过起正常的学习生活。
1953年学校创办了《南京大学校刊》，我是班级通讯员，我仍记得当时联络低年级学生共同报道系内活动的情形。
由于国家建设需要，1950年入学的高年级同学提前毕业，留系的助教有8人，那时我去向他们请教问题，他们把我当小弟弟辅导，一点也没有老师的架子。
清明节时学校放三天春假，食堂特地为大家准备出游中餐的馒头。同学们借此机会结伴畅游玄武湖，我仍记得当时门票是每人5分钱；大家还去过明孝陵、中山陵、燕子矶等地，那时这些地方都不收门票。
艰苦学习的生活环境
1953年暑假开学，南园的学生宿舍区建成，新老同学全部搬入居住，每个房间放5张双人床、5张双人桌、10张骨牌凳和1张书橱，住10位同学。房间是我们自修和睡觉的地方。如果去校图书馆的阅览室自修，需在晚饭前把书放在阅览桌上，先抢一个座位。校方见此情况，决定凭票入座，每10人发1张票，我班14人，只有1张票，于是轮流去学校阅览室夜自修。1954年，东南大楼落成，我系迁入该楼，系阅览室、图书室的面积扩大了许多，给我们白天上课、夜自修和查抄资料带来了许多便利。
用餐的饭厅，是用芦菲搭在宿舍区内的。伙食费全部由助学金供给，每人每月的标准是8万元（旧人民币，折合新人民币8元），编桌用膳，每桌8人，采用分食制。早餐主要是稀饭和酱菜，午饭是一荤一素，饭和汤放在通道的木桶中，自己吃多少盛多少，一律站着吃，吃后将碗、筷洗净放在指定的碗橱格内。每逢开大会，芦菲饭厅成为大礼堂，学生须自己从宿舍里端凳子去听报告，这样的情况是当代大学生无法想像的。
勤奋学习专业基础知识
当时我学的公共课有由孙叔平副校长所开的“政治经济学”、由徐曼英副教授所开的“高等数学”、还有俄语课等。专业课有杨怀仁教授所开的“中国地形”，李海晨教授所开的“地图学”、朱炳海教授所开的“中国气候”、刘振中教授所开的“地貌制图学”等。我选修的课有沈汝生教授所开的“经济地理调查法”、姚文光教授所开的“构造地质”、郭令智和陈旭教授开的“第四纪地质附地貌”等。
那时，我们的考试形式多种多样，除笔试外，还有的课程根据口试、学习心得和课堂练习等评定成绩，如“中国地形”课，采用口试，轮到时先抽考题，然后到系阅览室准备20分钟的答题，再进入三位教师听答的办公室，当场口答给分，我的“中国地形”得了“优”。此外，我们班是解放后入学的第一届本科（四年制）和写论文的毕业生。
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地理学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科学，我们在教室里上理论课，利用星期日外出考察南京市内和郊外的许多地区，如到秦淮河观测水文，到栖霞山找石灰岩中的化石，到南师附中和中山陵看珍稀植物等。二年级暑假的生产实习，我们去了黑龙江省的诺敏河流域，为中央水利部选定水库地址，以利查哈阳农场的发展。三年级时，一半同学到陇东、陕西省考察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一半同学到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地图组编制地图。四年级春假，我们去了佘村谷地进行为期四天的经济地理调查，同年赴江西庐山进行为期30天的地形学与植物地理学的实习。
我仍记得庐山那次实习，当时主要是观察鄱阳湖滨的河漫滩地貌。实习时我们自带铺盖在庐山宾馆的亭子间打地铺，那时中、晚饭吃蚕豆籽，我们吐皮时遭到宾馆的人的批评，因此后来我养成吃蚕豆籽不吐皮的习惯。
实习回校后，大家认真查资料和写实习报告。这些实习为我踏上工作岗位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毕业后的一些情况
1955年8月下旬，我们毕业分配，我与另两位同学于8月27日前往中科院地理研究所报到，我被安排从事经济地图的研究工作。此后，我又被调到武进县夏溪中学任高中地理老师，1984年调至江苏省武进高级中学，直到1990年退休。
在此，顺便提一下阮宝同同学，他是福建省福州市人，毕业分配到江苏省东海县石榴中学任教，后调到连云港市教育局教研室任地理教研员，编写的《连云港地理》被江苏省评为优秀乡土地理教材。1992年，他因患脑血栓医治无效病故，享年63岁。 （过鑑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