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悔的 “ 半生缘”
――记2004年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获得者游效曾院士
游效曾，1934年生，江西吉安人，1955年获武汉大学学士学位，1957年南京大学硕士毕业。1991年当选为中科院院士。历任南京大学现代配位化学研究所所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英国皇家学会·道尔顿通讯》、《无机化学评论》和《无机化学通讯》杂志国际编委。从事无机化合物的合成、结构、成键和性质，以及光电分子材料组装的基础研究，成果卓著。在国内外发表SCI论文400多篇，他引1000余次，专著四部。1991和2002年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199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2004年获得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和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先后两次获得“国家重点实验室计划先进个人金牛奖”。
和所有声名远播的学者一样，中科院院士、南京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游效曾的生活状态就是两个字：勤奋。
当繁忙的惯性将游效曾从一头乌发的青年变成今天华发丛生的长者时，也为他戴上了基础研究领域的光环：1992年荣获1项国家自然科学奖后，2004年再获一项国家自然科学奖。“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个“伊”就是游效曾院士一生热爱的化学，一生为之忙碌的事业。
贫困生的科学梦
游效曾，江西吉安人，祖父取“效法先贤曾子吾日三省吾身”之意为他命名。他的童年是在井冈山附近的一个小镇上度过的。父亲在离家较远的中学教美术，收入微薄，勉强维持全家生活。母亲终日在田间耕作，小时的他为母亲送茶送饭时，常见母亲由于劳碌过度晕倒在田梗上。日寇的入侵让祖国河山满目疮痍，也让游效曾亲眼目睹了乡亲们颠沛流离的凄苦生活，“抗战和逃难”成为他童年里最深的记忆。
母亲虽然目不识丁，但在文风盛行的家乡也略知“孟母三迁”等古训，她寄希望于儿子读书成才。5岁那年，游效曾走进学堂。他就读的小学前面是赣江的支流禾水，小河前面公路上来往的汽车对年幼而好奇的他充满了吸引。有半年的时间里游效曾几乎不去上课，就坐在校门口，迷恋地看着喇叭嘟嘟作响的汽车飞奔而去。母亲知道他的顽性未改后非常生气，板着脸说：“从小要能吃得苦中苦才能有出息。你不好好读书，我就不织布了，明天我们都没饭吃。”游效曾知道了不读书的后果，吓得哭了起来。母亲辛劳的身影和感人的点拨让他渐渐爱上了学习。
抗战胜利后，11岁的游效曾考入学风严谨的省立南昌二中。他独自步行60里山路，再坐船顺江而下来到南昌。当时的条件非常艰苦，他们住在面对瓦砾的泥房里，身处“海(下雨漏水)、陆(臭虫咬)、空(蚊子叮)夹攻”的恶劣环境：冬天冻得瑟瑟发抖，夏天则苛热难眠，吃的经常是“单分子豆油铺展”的白水煮豆芽。即便这样，还不知苦为何物。但这所百年名校秉承的严格求实、艰苦朴素的学风，及其敬业执教、经验丰富的老师却培育出他对知识强烈渴求的品质，也让他从中感受到生活的充实。1947年，著名物理学家、南昌二中校友吴有训教授应邀前来他的母校为中学师生做了一场报告。年幼的游效曾对这位长者在政治和科学方面的慷慨陈词不甚了解，但对他不为五斗米折腰、拒任中央大学校长而辞职回乡的义举、对真理和科学的执著追求精神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朦胧地觉得自己也要做这样的人。
解放后, 游效曾就读于南昌联立一中。师生间充满着团结向上的朝气。当时，他并不是班上的尖子，但兴趣广泛，好读书不求甚解，喜欢小说和音乐，《七侠五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都读过。特别在化学课的酸碱滴定实验中，溶液在加入了一滴指示剂后仿佛被施了魔法般的奇异色彩变幻深深地吸引了游效曾，从此让他对化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迷恋。
1951年，中学毕业后的游效曾又独自卷了一床破被入读武汉大学化学系。在这所美丽的学校里，湖光山色给了他温馨和宽松的氛围，国家也正处于一种平稳的上升期，理想、奉献、追求与热情成为他及其同龄的青年大学生的共同特征。每月4元的贫困助学金伴随了他整整4年的大学生活。强烈的求知欲让游效曾心无旁骛，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用于学习，吸收了大量的科学知识，尤其是对于千姿百态的化学现象，他总渴望追根溯源，探寻内在规律。
1955年夏天，大学毕业的游效曾由于成绩优异被推荐至南京大学攻读研究生。他辞别了在工厂做工的母亲，只身一人买了张睡在甲板上的船票，带着一张“贫困生”证明和惟一的一件行李――旧草席一卷，一路顺江而下，来到南京，怀着“成为一名科学家”的理想开始了不懈的努力和漫漫的求索。
游效曾笑言他的经历就像是一路坐船顺江而下，比较顺畅和幸运。虽然少年时生活艰辛，但养成了他在以后的工作中保持乐观向上，不轻言放弃的精神。
春雨滋润禾茁壮
游效曾从青年时就好奇钻研，求新立异，从不喜人云亦云和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这个性格给了他不断汲取新知识的动力。一到南京大学化学系，有股子钻劲的游效曾就想探究化学现象中蕴藏的科学道理。开学伊始，他拿着选修数学、物理系课程的申请表去找时为化学系主任的著名无机化学家戴安邦教授签字, 戴教授得知他“不务正业”的想法后，严肃地提醒他：“化学是门实验科学，如果只埋头搞理论而忽视实验，是不可能搞出成果的！”最后，戴主任还是给游效曾签字“放行”，但这一番关于实验与理论的道理深深地印在了游效曾的心里。在两年时间里，他埋头在东大楼地下室一间面北而潮湿的房间里专心做学问。除了实验外，他选修的多门本科和数理课程都考了优秀。
1957年，游效曾研究生毕业留校当助教，师从李方训院士，从事电解质溶液理论研究。其间，游效曾担任了物理化学、高分子化学、电化学和分析化学的教学工作，独立主讲了《物质结构》和《结晶化学》等化学系的基础课，从而打破了专业的界线，奠定了深厚的化学基础，开拓了广博的知识面。有一次，李方训院士在和游效曾讨论溶液的活度系数的计算公式时，试探地询问：“现在研究过双组分体系，而对多组分体系没有讨论，你能不能考虑一下？”年方23岁、敢于“标新”的游效曾欣然领命，一边教学一边着手进行电解质溶液活度系数等方面的理论研究。他首先想到自己曾系统学过的统计力学，并用这一理论将著名的Guggenheim溶液活度系数公式推广到任意混合电解质溶液。他还大量引用实验数据证实了自己推导出的一般公式的适用性，受到李院士的赞赏。但由于当时李院士病危，加之当时国内环境不便在国外杂志上发表论文，游效曾的这篇“处女作”只发表在《南京大学学报》。但在他眼里，这次的“牛刀小试”不仅证明了他的科研能力，更增添了他对自己从事科研的坚定信心。
1962年，游效曾又被认贤识才的匡亚明校长和戴安邦院士推荐去参加国家教委主办、吉林大学量子化学泰斗唐敖庆院士等专家执教的“物质结构讲习班”。两年期间，好学的他不知疲倦地游走于物理化学和无机化学、理论化学和实验化学的交叉领域。后来，他和兄弟院校的教师一起，翻译了《过渡金属化学导论-配位场理论》、《群论在化学中的应用》等名著，普及和推进了近代量子化学理论在我国化学教学和科研中的应用。1964年，游效曾回到了南京大学，活跃在结构化学第一线，独自完成了半经验离子极化率等方面的论文。
正待他欲展宏图时，“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但这没能扼杀游效曾不断迸发的创新热情，犹如一名“地下工作者”的他依然在科学的道路上艰难而执着地前行着。不让看书，他就放弃大学的俄语而自学英语，学习语录或开大会时，不是看英文版的毛主席语录，就是悄悄翻看藏在“红宝书”下面的专业书。特别是到了文革后期，回家后空闲时间很多，保持着书生本色的他就从图书馆借些理化方面的外文版书籍回来研读。
当时，游效曾一家与母亲三代同堂，5人挤在一间30平方米的房间里，夏天只能拉道布帘隔一下，小孩、夫人都要看书，没有桌子，只好用板凳临时替代。到了冬天，游效曾冷得只能坐在床上把腿伸进被子里看书，而长期暴露在寒冷中的胳膊后来落下了关节炎的毛病。正是在这样的艰难岁月中，他竟然完成了我国第一部《结构分析导论》一书的初稿，并在文革后由中科院卢嘉锡院长推荐在中国科学出版社出版(1980年)。
国际舞台一显身手
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游效曾也迎来了科学的春天。1980年，他作为国家教委选派的早期访问学者赴美进修。游效曾访问的第一站是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第一次跨进导师、著名理论无机化学家范斯克教授的办公室时，只见导师正在专心地在计算机前工作着。同游效曾礼节性地寒暄过后，范斯克教授突然指着屏幕上出现的一些数学公式问道：“你知道我现在正干什么吗？”游效曾微笑地答道：“知道，你用的是一种Xa散射波计算方法。不过，您用的这种方法还难以计算复杂的金属的配合物……”在与游效曾的初次面谈中，范斯克教授的神情也从惊异变成了高兴。
初次踏上这片新奇的土地，游效曾一心想多学点东西，力争缩短中国配位化学与世界的差距。他以“海绵吸水”的精神忙于研读资料、上计算机，常常用功到半夜，也经常在深夜碰见邻室出来的著名结构化学家、美国科学院道尔院士。老先生有点被游效曾的勤奋和认真所吸引，就常常找他讨论一些有关自己实验中的一些理论问题。这样，游效曾同时在两位导师的指导下，展开了量子无机化学理论和簇合物的合成及晶体结构的研究。刚到美国的第一年间，游效曾与他们合作完成一篇高质量论文，并成为道尔院士出席“中日美国际金属有机和无机化学会议”的邀请报告，后来选入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英文《有机金属和无机化学新前沿》一书。
为了扩大视野，充分吸收国外的先进科技，游效曾想到了拜见素未谋面的著名无机化学家狄拉果教授。早在文革后期，游效曾就领衔将他写的美国研究生必读教材《化学中的物理方法》翻译成中文并在国内科学出版社出版。不久，狄拉果在给游效曾的电话中热情邀请他到伊利诺斯大学做访问学者，随后又邀请他到佛罗里达大学从事无机化学方面的研究工作。在美国的两年多时间里，游效曾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就连离他的工作地点只有100多里的著名宇航发射中心也无暇光顾。回国前夕，游效曾婉言谢绝了导师劝他留在美国的好意，毅然踏上了报效祖国的旅途。他的三位导师分别在写给戴安邦院士的信中称赞了他在国外工作中超乎寻常的勤奋好学及其取得的可喜成果。
回国后，游效曾被推荐筹建并担任了南大配位化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他凭着对事业的忠诚全心地投入到我国无机化学的教育和研究工作。先后和日本分子科学研究所和美国伊利诺斯大学建立合作关系，并应邀访问了美欧亚十几个国家，致力于在国际交流中引入先进的学科理念和方法。
1987年，游效曾主持了改革开放后第一次在我国召开的最大规模国际学术会议――“第25届国际配位化学会议”，受到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美国诺贝尔奖得主托贝和曾任美国化学会主席的拜莱和贝素罗教授等约500名化学家的普遍赞扬。该会永久秘书长克希纳尔教授专门在写给时任国家主席的邓小平同志的致谢信中特别提到“在中国南京举行的国际配位化学会议，是历届该会中最成功者之一”，并在信中褒奖了游效曾教授等对这次会议“非凡的组织工作”和非常高的会议质量。由于游效曾在配位化学方面作出的突出贡献，他和国内戴安邦、徐光宪和陈荣悌教授三位化学家同时荣获前苏联科学院授予的秋加也夫奖章，而他是其中最年轻的得主。游效曾除了在我国多次主持了“全国无机化学会议”和“全国配位化学会议”外，还先后和国内同行于1996年和1997年共同发起了二年一次的“世界华人无机化学会议”和“中韩双边无机化学会议”。
1995年，两年一度的亚洲化学会议在菲律宾召开，30余个国家的数百名化学家济济一堂。中国化学会推荐的惟一人选游效曾通过层层评选，最终凭借《功能配合物的合成和结构》的主题荣获大会设立的惟一“亚洲化学会基础研究报告奖”，他也是我国惟一荣获该奖项的中国学者。由于游效曾在无机化学领域中的突出贡献,先后被英国《J. Chem. Soc.Trans.Dalton》和美国《Comments on Inorg. Chem.》等杂志聘为国际编委。
老骥扶犁志千里
从年轻时开始，游效曾始终崇尚老实做人、勤恳做事，对待科学的态度就是认真和执着，他常常把别人聊天的时间用在工作上。无论是年轻还是年老，在他看来，科学没有捷径可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十年磨一剑。深厚的理论基础及多学科的科研实践让游效曾早在1992年以“配合物合成、结构和性质”方面的成就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游效曾坦言自己在具体的学科方法上不见得有独到之处，但他更重视抓住事物的本质和特色，在不同学科的契合点上释放出意想不到的创新火花。1987年，受到化学和物理等学科相互渗透的启发，游效曾对用物理方法研究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有了更新的思考。近10年间，他基于电荷转移和超分子组装原理，以在高新技术领域有应用前景的光电物理功能为导向，重视合成化学、凝聚态物理和材料科学学科的相互交叉，针对国际趋势以及我国国情，率先在我国提出了“光电功能配合物”这一新的分支学科，为从分子水平上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配位化学研究探索了一条新路。终于，游效曾凭着在多维配位空间的组装和电子给予――接受体系的光电功能研究方面取得的创新性成果，以“光电功能配合物及其组装”为主题和他的同事们荣获了2004年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同时，游效曾无怨无悔地在我国无机化学事业的杏坛上默默耕耘了半个世纪,培养出70多位活跃在国内外的研究生，曾获中国化学会“优秀博士导师奖”的殊荣。游教授深信，成功是勤奋加上天赋再加上环境给予的机会。
除了赴异地开会和访问，游效曾的生活轨迹基本上就是家和实验室这“两点一线”。在坚持了半辈子这种看似单调的日子后，就在他和同事带领年轻人把我国的配位化学推上发展的快车道之际，积劳成疾的他突然患病住院。被戏称“福将”的他在手术成功后不久，躺在床上又看起了专业书和学生的论文，还和医生风趣地讨论起了“药物的分子结构和机理”，令医生惊讶与不解。病愈后的他以能继续他的事业而感到无比欢欣。
生活中的游效曾院士充满活力、朴实乐观。繁忙的研究之余，他喜欢看书、学习，从中外经典名著到金庸、古龙的武侠小说都看。这不仅是他的一种乐趣和休息方式，更是游效曾作为激发自己创新思维的特殊方式。每当工作之余，从枕边案头摸出一本书或杂志没头没尾地读起来已成为他放松的一种习惯。游效曾笑称自己现在不仅是个杂家，科学、人文尽收眼底，更像个“老顽童”天天和年轻人在一起，指导研究，培育新人，自得其乐。在这样的状态中，他常常能感受到思维的活跃，生活的美好和责任的重大。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为南京大学“配位化学研究所”和“配位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建立和壮大立下汗马功劳的他目前最大的心愿就是：尽力为正在筹建的“南京微结构国家实验室”再做一份贡献。
（罗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