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贺恩师郑集教授105岁
郑集，号礼宾，1900年5月生于四川南溪，中央大学学士，美国印地安那大学博士，1934年回国任中央大学医学院生化科主任，营养学家和老年学家。
由于1937年日军侵华，中央大学由南京内迁四川重庆，惟独医学院迁至成都华西坝。在1938年，我考入中央大学医学院，1939年二年级念生物化学就是郑老师教的。每次上课，郑老师必定准时步入教室，随手关门，学生不敢迟到。郑老师讲课有条有理，从无废话。他必定准时下课，决不拖拉。华西坝校园很大，化学楼在东南角（钟楼以东），医科楼在西北角，食宿在小天竺街，课间奔跑紧张，故学生对郑老师的准时下课的作风极为赞扬。
生化教科书是美国Sodansky教授著的。有一次上课时，郑老师讲到DONNAN氏平衡时，我大胆提出质疑。郑老师并不生气，温和耐心地为我解释。生化实验教材是一本他自己用英文编写的书，照书进行实验，效果非常满意。郑老师手下由李文骥，唐慷，路连墀等协助指导实验。郑老师还邀请美国伊利诺大学任邦哲博士来任教，故生物系的阵容很强。
医学院考试很严格，逐年淘汰。在所有课程中，学生最怕的就是生物化学，对郑老师尤其敬畏。我入医学院时的同班54人中，顺利念完六年毕业的仅9人。我的毕业论文仍选生物化学。此时生化科已由华西坝迁入城内布后街。郑老师指导我研究维生素A与眼睛对暗适应，论文发表在Chinese Medical Journal 1945 July；63A（4）：188-190和190-195。这是我生平最早的两篇科研论文，其实是郑老师的成果。
在1944年医学院毕业后，外科权威董秉奇教授收我做他的助手，同学们无不羡慕。到1945年全国第一次招考硕士研究生，我毅然报考郑老师的名下，同学们无不惊讶。郑老师招收4名研究生（徐达道，杨光圻、彭恕生和丁光生），开设一些必修课。生物统计由郭祖超老师执教，他培养了我一丝不苟的治学与为人。郑老师把心爱的一台德国手摇计算器和一台英文打字机借给我，我如获至宝，每天学习生物统计并计算到深夜，周末也不休息。这一年我扎实地学习了生物统计，使我受益一辈子。
郑老师组织师生读书讨论会，使我开始懂得什么叫“seminar”,科里已有戴重光、王德宝、魏凌讲师，郑老师还邀请在英国剑桥已8年的王应睐博士归国任教。郑老师不仅重视业务培养，而且偶在假日带全家和我们远足郊游望江楼，并讲述薛涛井的故事。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中央大学由四川复员迁回南京四牌楼成贤街原址（日军曾改建成军医院）。生化科就在日军建的平房内。此时王应睐教授带我研究维生素B的测定和代谢，完成我的硕士论文。
我在1946年考取教育部公费留学，1947年8月辞别郑教授去美国芝加哥大学任外科临床麻醉医师四年，同时在药理系作博士研究生。这时郑老师仍为我发表论文在中华医学杂志1949Jan：35（1）：599-609，令我格外感谢郑老师。1949年我入选SigmaXI学会，1950年6月获芝加哥大学药理博士。1951年回国入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任副研究员，1964年升为研究员。1980年创办《中国药理学报》并任主编，1982年又创办《新药与临床》（1998年改名《中国新药与临床杂志》）并任主编。我的成长和郑老师的教导是分不开的。
五十年代我回国以后，仍不时求教于郑老师。他对老年学颇有兴趣，进行社会调查。我的父亲（丁绪贤93岁），母亲（陈淑90岁）、岳父（周钟歧94岁），岳母（沈葆德97岁），都在他调查之列。
往昔我称呼郑老师以号（礼宾）相称。郑老师嘱我仍用其名，因为许多人（例如：邮递员，收发室等）不知其号而至延误。
在1999年6月11日下午，我去南京市上海路南秀村29号拜谒郑老师，他非常高兴，从生化最前沿端粒酶谈到人生观，他说：“名利思想，人皆有之，若是理应得到的，（手指墙上挂的一幅匾为例），我受之无愧；反之（例如某些厂家的引诱），我坚决不要。”这真是精辟之论，名贵箴言。次日早晨再访，家人说他早已离家，步行去南京大学生物化学系了，我赶去学校，他正在办公室伏案写书。他说：“我还有两本书要完成”。这种孜孜不倦的精神令人钦佩。
2000年5月，我去南京参加郑老师100岁华诞庆祝大会，并应邀在会上发了言。
2004年3月5日我打电话去南京问候郑老师，庆贺他104岁高龄。
时光飞逝，光阴似箭，老师对我的关心和栽培，言传身教，如今仍然历历在目。郑集老师实事求是、勤奋好学、一丝不苟、认真负责。他不仅爱科学，更爱人民、爱国家。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培养了大量人才。
他真是：世纪老人常青树，生命科学带头人。 （丁光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