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珍贵的照片
我去看了。那是我在1949年“四一惨案”中受伤的照片：头上包着纱布，左侧大半边脸上全是血。照片放在“四一惨案”展板上明显位置，上面还写着我的名字。我事前对此全不知情，真出乎意料。
这使我回忆起当时情景：1949年4月1日，南京大专院校同学反对假和平，要求真和平游行结束后，下午，剧专同学在返校途中遭受当局唆使的暴徒毒打，政大同学去救援也遭毒打，我们中大同学闻讯去总统府**声援，又有一批暴徒乘卡车来打我们。黄昏时分，暴徒从西面过来，我在偏东边，和大家一起涌进总统府，看右边有个门就一个人跑了进去，一个暴徒追着我。拐了几个弯，进了一个死胡同，出不去。暴徒赶到我面前，拿着一根粗大的木棒朝我头上狠狠打来，打在左额。顿时眼睛里冒着金星（真象小说写的那样“眼冒金星”），鲜血直流。我站立不住，坐倒在地上。大概暴徒看我已被打得厉害，自己又只是一个人，没有再打下去，也就回去了。（如果我在总统府大门边倒下，被路过的暴徒来回打，大概也就“光荣”了。）不久，天黑了，听到外面有同学说话声音，估计暴徒已走了，我也走出来，随着受伤的同学上了去医院的卡车。程履绎是我的同班同学，伤重，靠坐在卡车后部左侧的车梆上，呻吟着，眼睛都睁不开。听到我说话，说“陈道元，我是程履绎，我疼啊！”当时我不知道他伤得十分严重，只泛泛地安慰了几句。（次日他在医院里去世，成了烈士，他的这句话大概是临终前有限几句话中的一句了。）我们到鼓楼医院包扎，医生为我缝了好几针，又打了破伤风预防针，回到文昌桥宿舍。我想留个纪念，当晚没有洗脸，第二天一早，到外面相馆里照了那张照片，送给几位好朋友。没想到其中一张被保存下来，成了这件展品。我的约两寸长的伤疤也一直留在额头，虽然随着岁月流逝已不明显了。
这是一张我终生不会忘记的照片。它是我这个在旧社会出生成长的青年知识分子，逐步摆脱反动统治阶级思想影响，走上民主进步道路的见证。有这样一张照片放在南大校史馆里展览，当然我很高兴。然而，我也十分惭愧。和一般进步同学相比，我的思想觉悟水平不高；和惨案中死伤的同学相比，我受伤程度不重。只是他们没有像我这样受伤，或虽然受了伤也没有像我这样在相馆里拍照片，才没有被展出而已。
在这里我想提提几位已经永远离开我们的学长。首先说说比我高一年级、同是物理系的吴衍庆、简耀光。那时，在我有思想问题不知如何解决才好时，常找他们谈，总能得到让我信服的指导，对我帮助很大。
我还要特别提到同年级的地质系同学段万倜。我们来往很少，但他和我的中学同班同学俞剑华同寝室，我常到那里找剑华，可能因此了解我的思想动向。1949年初春的一天，他在宿舍路边碰到我，悄悄问我是否愿意加入新青社。那时，我听说过这是一个共产党的地下外围组织，而我自以为是凭着个人正义感自愿参加学生运动的，对共产党没有什么认识，不想受组织纪律的约束，不要加入组织。尤其我对万倜本人没有什么了解，连是否信得过都谈不上，稍稍犹豫了一下就回绝了他。当时情景很尴尬，也是我一辈子忘不掉的。
解放后，经过初步学习，有了一点组织观念，申请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过了几年，经历了学习和运动，对党有了进一步认识，有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并逐步加强。文革前，我积极靠拢组织，多次书面提出入党申请。然而，我们这些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当时总被认为有这样那样问题，甚至难被理解我有真诚的入党愿望，或被怀疑别有用心。我们那时是极不容易入党的。改革开放以后，1984年，我实现了近30年的宿愿，那年我55岁。
听说解放前参加新青社的同学后来基本都转了党。如果那次我同意了万倜，可能早就是共产党员了。20世纪60年代，我来南京出差，和俞剑华见面时谈起这段事，说如果剑华来找我参加新青社，我是会同意的。剑华说，当时万倜是理学院地下党支部书记，而他自己只是一个新成员，还不够介绍我加入新青社的条件哩。他还告诉我万倜解放后在地质部工作，十分认真努力，长期担任李四光部长的秘书。知道了这些，我对万倜很敬佩。那时我在北京工作，无数次路过地质部所在地西四，也在地质部礼堂看过电影，完全有可能去找他。不过我没有这样打算--毕竟和他不熟悉，见了他好谈什么？
现在想来，入党不是为了自己。对于个人说来，只要入党动机正确，早批准晚批准没有什么。反过来，如果50多年前，在还缺乏正确认识的情况下，贸然同意加入新青社，后来转了党，严格地说，那就有点投机，说不定会说些错话，作些错事，受到纪律处分，后果更不好。因此，实事求是地处理自己的事情还是正确的。
但是，万倜认为我表现不错，满腔热情地找我谈这样重要的、可能影响我一生的大事，我却辜负他的期望，给他碰了硬钉子，为此实在感到内疚。后来还得知他曾就读于四川江津国立第九中学，而我也在那里读过一年，原来我们还是中学校友！我的内疚随着进入古稀之年愈益加重。今年年初，忍不住辗转打听到北京他家的电话号码，打电话过去想和他谈谈。接电话的是他的女儿段佩珠女士，她告诉我万倜在单位里是很好的同志，在家里是很好的丈夫和父亲，但已于2002年5月因癌症不治去世了。这使我万分惆怅，感到早就该向他表达自己的歉意，请求他的原谅也希望使他得到一点欢欣，只恨自己“觉悟”太晚，电话打得太迟了。佩珠听了我的诉说，说她的父亲是个性格开朗、心地善良的人，不会计较我那次对他拒绝。还说如他地下有知，对我后来的认识和想与他畅谈的愿望一定是很高兴的。真愿他地下有知啊！
我所以在这里说这些，既想具体说明当时我的觉悟不高，也想公开表示我对万倜的愧疚。总之，对校史馆展出这张照片我确实感到惭愧。我永远想念、感谢那些在人生道路上理解和关心过我的同学和同志：吴衍庆、简耀光、段万倜、俞剑华、……。当然，我也十分感谢将这张照片提交给校史馆的我的健在的好友――翟宏如。
写于“四一惨案”55年后的2004年4月 （中大物理系37级校友 陈道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