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楼情思
对北大楼，有许多的记忆，许多的传说，其中有些是美丽的，有些是沉重的；有些浪漫，有些苦涩，它们随南大人带到四面八方。虽然目前它已不是南京市鼓楼区最高的建筑物，它的大屋顶式样在今天涌现的众多高楼中显得古旧、拙朴，甚至有些矮小，可是，它仍旧那样庄严、那样凝重，任何华丽大楼都无法取代。
谈到北大楼，首先会想起它前面的一方草地。这是由北大楼、东大楼、西大楼三座大楼环抱着，一块并不大却极富魅力的地方。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也是南大学生读书、谈心、休憩的最佳去处。它绿草如茵，厚实得像一块地毯，草地四周是一丛丛姿态各异的玫瑰，静静散发着幽香。白天，学生们小心地沿着草地中的走道，走进四面的教学大楼里去。傍晚，当西天还残留火红的彩霞，或散落的白云在渐趋暗淡的蓝天上变幻着各种奇特的图像时，也是最热闹的时候。这时，大楼最高处的那颗红星亮了，随后响起了音乐，有柴科夫斯基的《天鹅湖》片断，肖邦的钢琴曲，以及舒曼、莫扎特的作品，有时也播放一些我国或俄罗斯的民歌，如《小河淌水》、《半个月亮爬上来》、《夜歌》、《三套车》等等。同学们陆续走进草地，或躺或坐，一边观赏着黄昏景色，一边聆听着从树丛处飘来的乐曲。这是一天中最轻松的时刻。此时，天上的星星一颗颗地显露出来，我们轻轻地背诵着：“远远的，街灯明了，好像是无数的星星；天上的星星现了，好像是无数的街灯。我想，在那缥渺的太空，定然有着美丽的街市……”就这样躺着，坐着，谈笑着，思索着，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黄昏，直到七点，音乐停止，再各自走向北大楼草地对面的大图书馆或周围的教室，开始了紧张的学习。这样度过业余时间在今天看来也许过于单调，有些沉闷，可是对于我们来说却是最不能忘怀的。
北大楼南面是一条由花木组成的林荫道，其余三面由树木围绕着，其中几颗塔松是最引人注意的，高大、墩实，层层如盖，我们常在它的下面读书，它总给人一种难得的宁静感。北大楼的后面是一片杂树林。我记得在我来到南大的第二天就曾被同学带到这片树林中去看两间奇怪的小房子，每一间房子都编了号，房子很小，除前面一条窄窄的通道供人通过外，每间房子仅两平方左右，里面搁着一高一低两块长板，同学告诉我这是秦淮河边古代的贡院里供考生考试时住的号房，两块搁板白天供考生考试，晚上则供他们睡觉。也不知是何时被有心人移建到这里来。也许，他们希望在大学的深院密林中能保留住这样的历史遗物，但它终究未能逃脱以后几年接踵而来的厄运，今天，这两间小平房子早已不知去向，那一片葱郁的树林也逐渐变小，以至没有，今天，我们看到的就只有那排简陋的建筑和突然冒出来的那幢高楼，它像一个盛装的时髦青年，很不协调地挤在朴素的读书人中间，显得有些张皇失措。
北大楼前面，东、西两座大楼分峙两旁，一样的大屋顶、灰砖墙，端庄、凝重，在新的教学楼还没有盖好的时候，也是教学楼和研究室。我们一年级有些课就是在这里上的。那时我们并没有固定的教室，往往这堂课在这里，那堂课又在另一个地方，下课时间就在匆匆的赶路之中。每次，我们总是匆匆爬上那古旧的水泥楼梯，走进三楼那间宽大的梯形教室，和高年级同学一起听课。因为我们是全国大学进行院系调整后首批进来的学生，南京大学又是由原来的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合并而成，师资队伍也就格外强大，在一、二年级时给我们讲课的的都是国内的名教授，如胡小石先生、陈中凡先生、方光焘先生、罗根泽先生等，即使是《西洋文学史》这样的外系课，也是外文系陈嘉先生、商承祖先生这样的名教授讲授。这些先生上课各有各的风格，各有各的特色，至今我还记得方先生上课时那严肃的面孔。每一次他总是和上课铃声同时到达。他中等偏瘦的身材穿着黑色中山服直挺挺地站在讲台上，我们既渴望又担心地等待着、注视着，不知在这堂课上又会提出什么问题让我们思考。方先生讲课的特点是喜欢提问，他不仅提问题问我们，更重要的是要我们提问他，让同学围绕所讲内容提出各种问题。当时我们习惯了老师讲、学生记的方式，对先生的这一招不大习惯，往往是提不出问题，所以有一个时期他就逼着我们提问，上课时首先要同学提出十个问题来，提不出再由老师提问。这样，上课前每一个同学都将要讲的范围琢磨好几遍，谁也不敢没有准备就走进先生的课堂。那时，文科的课程讲究要突出政治，究竟怎样才算是突出了政治呢，可能大多数人心中并无底，可是在当时却是一个时髦的提法，对于急于表现、十分幼稚的青年来说尤其如此，所以也有这样一种意见向老师们提出来，要求各门课在讲授时要突出政治。教师们以他们各自的方式给了回答，有一位老先生上文学史课，每次上课他总是抱一摞书走上讲台，这些书都是马恩、列、斯的原著，他将书放在讲台上，然后拿出一本来读上一段，说：“这是突出政治”，再接着讲课。还有一位先生在讲课中稍作停顿，说“请×同学(指的是向他提意见的同学)注意，现在开始突出政治了!”这常常引来一片笑声，当然笑的就不仅仅是教师了。
胡老和陈老十分爱好中国的古典戏剧昆剧，他们的这份爱好也传给了我们。昆剧艺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几乎面临断绝，苏昆剧团是当时南方仅存的剧团，传字辈老艺术人是剧团中的骨干力量，可是由于种种原因他们都无可奈何地在贫病中挣扎。大概是1954年早春时节吧，他们带着几出传统剧目来南京上演，胡、陈二位教授买了全体学生的门票，让我们全都去看。看戏本该高兴才是，可对于我这湖南人来说却是一个负担，因为从未接触过昆剧，而且也听不懂，我曾问班长能不能请假不去，谁知班长说谁也不能请假，都得去，而且一定要看完，不能中途退席。就这样我生平第一次走进了昆剧剧场。那是一个寒冷的日子，我们头顶寒风走到白下路一个小剧场内，场内观众除了我们南京大学这一批学生外，其他人并不多。那天晚上演的是《长生殿》，唐明皇与杨贵妃的故事许多戏曲都有剧目，最有名的是京剧的《贵妃醉酒》，而昆剧《长生殿》却着重写两人间的爱情悲欢，悱恻缠绵。那天晚上饰演唐明皇的是昆剧团的名演员周传英，当他唱着：“天淡云闲，列长空，数行新雁……”时，我感到无限凄凉，不仅因为剧情，更因剧中表现的那种富丽堂皇的场景、人物恬淡雅致的气质与当时剧场暗淡的灯光、破旧的戏装及演员憔悴的神情是截然相反的对照。演员们当时自己的温饱尚不能解决，又怎能添置戏装及行头，所以当时演出时所有行头都十分破旧，听说来南京演出的旅费都由胡、陈二位先生资助，可见他们当时的窘迫了。由于老师的倡导，慢慢地我也对昆剧产生了兴趣，首先是唱腔的优美，中国戏曲注重抒情，演员的唱段往往是内心独白，每一种戏曲都有脍炙人口的段子，而昆剧则格外悠扬、婉转，耐人寻味。它把人物的心情通过音乐、唱词，给以适当的铺陈，抵徊顿挫、格外传神。而且昆曲注重舞台的整体协调，演员的每一个舞步、每走一步台步，都贴合剧情的进展，即使是跑龙套的演员，都有恰当的动作给以烘托。至于水袖的多姿多彩，更是别的剧种难以企及的。几年以后，昆曲以一曲《十五贯》而享誉京华，从此古老的剧种焕发了青春，而我却始终忘不了我的两位老师在昆剧最困难时期对它的深情关怀，和那种独到的鉴赏力。长久以来，南大中文系师生一直爱好昆剧，而这种爱好和两位先生是有直接关连的。记得当时，陈老师曾请省文史馆的老先生来系里教唱昆曲，当时古典文学专业的青年教师和研究生都积极参加，每到周末，中文系小楼内便传出悠扬的音乐声，箫声、笛声的伴奏和断断续续的演唱：“袅……晴丝……吹…来…闲…庭院…。摇…漾…金…如…线…。使每一个路过此处的人，不能不回首，不停留。
北大楼留给我们的也并不总是那么温馨、浪漫，也有着残酷的时候。最不能忘记的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后，那一段灾难的日子。
最早遭到厄运的也仍是北大楼，也许因为这里是校园中最古老、最美的一个角落吧?首先遭灾的是那些花朵，似乎有这样一种说法，种花是资产阶级情调，尤其是玫瑰。其次便是那绿草如茵的草地，它们都被连根铲除，让黄色的泥土这里一堆那里一堆地裸露着。
……
那样的日子终于结束了。它像一声沉重的叹息，留存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里，沉积在历史长河里，供人思索。
今天，南京大学随着民族的复兴开始了新的旅程，南京大学的校园在不断扩大，北大楼以及它周围的草坪，只不过是校园的一隅，可它仍旧是南大的象征，走出校门的南大人都不会忘记这些墩实的建筑群，正在斫读的学子们也将珍爱这古老而幽静的一角，并不断给它注入新的活力。
我相信在新世纪中，北大楼将以新的姿态，迎接新的机遇，新的挑战。（苏必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