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金陵
我于1946年秋季开始就读于金陵大学，原来报的是农经系，却不知怎么阴差阳错被分配到历史系。那时我因失学已经两年，有读书的机会已属万幸，所以便硬着头皮学起了历史。
金大历史系专任教师并不多，主要是王绳祖(系主任)、陈恭禄、贝德士、章诚忘等，兼职教授则有中大缪凤林等，北大向达教授利用学术休假亦曾前来授课。此外，金大和金女大可以互相选课，也有益于增添教学力量，扩大学生视野。我在金女大选读著名教授刘恩兰的地质学，算是文科学生兼修理科课程，这是教务部门规定的原则。
重视近现代史是金大历史系的特色，与当时国内其他大学之“厚古薄今”有所不同。王绳祖、陈恭禄各自撰著的《欧洲近代史》与《中国近代史》，均被收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大学丛书”，因而知名于全国。王先生从英国留学归来不久，教学严谨，一丝不苟，曾开讲座介绍汤因比的《历史研究》，让我们大开眼界。陈先生以博闻强记见长，尤重引导学生阅读原始资料，使我逐步增添了攻读史籍的兴味。贝德士博士（Dr. Bates）是金大历史系的创始人，王、陈两位都是他精心培养出来的得意门生。他虽然是美国人，但原来在牛津和耶鲁却是专攻中国古代史，因此亦可算作学贯中西，会通古今，特别是专长于当代国际关系研究（侧重于远东），当时中央大学、金女大、中央政治学校都争相请他兼课。他除课堂教学极为认真以外，还重视课外辅导，常利用周末邀请学生到家中“派对”（Party），清茶一杯，花生少许，实为课堂教学之外延，也有助于英语听讲的训练。贝师母是金女大教授，但在金大兼课，教美国史，曾热心帮助我借阅美国新闻处与英国文化委员会新到的著作。向达老师的名气当时已经很大，但他却带我们参观刚从北平抢运过来的部分故宫文物，并且亲自作生动的讲解。朴实无华，平易近人，其学者风范给我影响至深。
金大以学籍管理严格著称。上课虽不点名，但座位均按姓名英文字首次序排列，教师手持名册环视课堂即不难考勤。课堂布置参考书甚多（每周都有几十种），虽不能一一读完，但却有助于了解学术动态与资料来源。作业（Paper）布置亦多，开始虽觉负担过重，但日渐熟能生巧，对于锻炼写作论文与培养独立思考很有裨益。考试也比较严格，且有不定期的期中测验，教师评分也毫不马虎，所以淘汰率甚高，能够读到毕业并非易事。不过严格并非死板，课堂常有提问和讨论，鼓励大胆发表己见。我当时对史学并不专心，课余除研究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名著（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外，还痴迷于印第安人神话、传说与诗歌。但贝德士夫妇并不认为我有什么不对，反而有求必应，提供必要帮助。这是和当时乃至五、六十年代许多中国老师不同之处。
我在金大虽然只读了两年多，但从此却决定了我一辈子从事历史教学与研究，并且为我在中国近代史领域的学术成就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金大虽然是教会学校，但中国师生却具有爱国与革命传统，加以校园具有较多自由气氛，所以抗战后中共地下党及其外围组织都极为活跃。历史系虽然只有三、四十个学生，但却不乏党员和非党积极分子。从1946年开始，从抗议“沈崇事件”、“反对美帝扶日”到“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进步学运已经如火如荼般蓬勃展开。
金大中共地下党员根据教会学校的特点，利用基督教团契的形式来团结、教育有进步倾向的同学。我曾参加的是“爝火团契”，主要由金大和金女大历史系学生组成，具体负责联络这个小团体的是地下党员曾宪洛。团契的活动一是举办读书会，共同阅读进步书刊并交流心得。记得我们有一大皮箱书籍，包括莫斯科中文版的《国家与革命》、《列宁主义问题》、《联共党史》，以及延安出版的毛边纸《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刚收到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则是简陋的油印本。这箱书经常变换收藏地点，有一段时间就放在我的床下，因为我已住进丙字楼，同房的王元圣学长早在成都期间就参加了进步学运（不过与我并非同一团契）。我们如饥似渴地阅读这些禁书，但由于在白色恐怖下很少开会讨论，主要是轮流在一个笔记本上记下自己的体会，通过传阅交流心得。
我们团契还办了一个墙报，名为《天南星》，大多是晚上悄悄贴在学校的壁报栏上，用浆糊粘得严严实实，以免被反动分子撕掉。其中有一篇《漫谈金圆券》，是读书会集体讨论并由我执笔写成的，署名“文封湘”暗寓章开沅，则为曾宪洛代拟。金圆券的发行，不仅关系到国民党政权的命运，而且也直接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所以闻讯前来阅读这篇评论的人很多。据说连经济系有些师生也很重视这篇文章，到处打听“文封湘"是何许人也，居然能够运用西方货币学的理论与方法来剖析刚刚出笼的金圆券的运作与前景，而且说理还比较切中要害。其实连历史系的同学都不知道，我在进金大以前，曾在重庆乡下读过不到一年专为流亡学生办的计政（包括会计、统计）专修班，多少有点中外经济学、经济史和货币学、银行学之类的底子。我还曾在《天南星》上发表一首政治讽刺诗，题为《火车抛锚》。此诗摹仿马凡陀（袁水拍）的通俗风格，而采用的却是印第安古老歌谣《大白翅》(Big White Wing)的格律，由于内容与形式都比较清新而流传到校外。据说曾有音乐系学生打算为之谱曲，但不知以后谱成没有。
爝火团契除参与历次大规模示威游行、抗议集会外，还在1948年春利用文化研究所收藏的报刊文献，举办了内容丰富的“红五月学运历史展览”，吸引了大批参观者。在这次活动中，李小缘所长是热心支持的，所以我们能够进入书库检阅报刊，并且在该所会议室编排展览草样。1948年秋，国内战争已进入决定性阶段，京沪地区有些知名人士忽然鼓吹“第三条道路”，有意无意地阻止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进步伐。其中鼓吹最力而且也最具煽动性的是刘不同教授。于是我们团契又与其他进步社团一起，公开组织大型的“中国往何处去”讨论会，并且邀请刘先生参加讨论。会场原来是在北大楼一个大教室，但因到会者越来越多，只有临时改在楼前左边草坪上。会议开始后，刘不同仍旧滔滔不绝用他那宏亮而又雄辩的话语唱他的老调，但我们毫不示弱，从国际国内各个方面分析“第三条道路”何以走不通，而只有把反帝反蒋的革命战争进行到底。这次讨论会约有三、四百人参加，人员情况比较复杂，但由于进步力量已占优势，所以讨论能够顺利进行，对于引导师生正确认识形势和决定政治取向多少发挥了一些积极影响。就在这年11月，我和千千万万追求民主的青年一样，冒着极大危险进入中原解放区，直接投入革命的洪流。
回想起来，无论从史学专业还是从政治道路而言，金大乃是我一生新的起跑线。治史终生可能多少有偶然的机缘，信仰马列、参加革命则是我审慎的自觉选择。也正因为如此，金陵对我来说，才成为超越时空的永远难忘的美好记忆!
章开沅，华中师范大学教授，曾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