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杨晦先生
杨晦先生是我在重庆中央大学读书时的老师。当时读基本国文的同学分作好几个班，现代文却只有一个班，除中文系外的几乎所有各系，都有人编在这个班里，因此只能在夜间上课。我虽然是读基本国文的，但听说教现代文的是著名文艺理论家杨晦先生，所以也去听课了。我进入教室的时候，里面已经挤满了人。不知为什么，那天夜里没有电灯，讲台上点了两枝蜡烛。杨先生已经站在讲台后面。暗淡的灯光照出一个瘦小的身影，头发蓬松着，但光线太暗，我又站在后面，所以看不清他的面部。
杨先生开始讲话了，声音不大，然而很有力，同学们立刻安静下来，就连后面的人也听清了：今天要讲的是西蒙诺夫的短篇小说《独子》。他并不读这篇小说，也不解释词句，只约略介绍了一下故事的内容，就开始分析这篇作品，分析故事中那位父亲的心情和他的“爱”。
此后，只要杨先生来上课，我都要去听，记得他还讲过一篇匈牙利作家的短篇小说《沉默的彭琪》。杨先生讲这篇小说的方式与讲《独子》完全不同，几乎未作任何分析，而只是用富有表情的声调朗读小说的全文。一个含辛茹苦，对一切都默默忍受着的贫苦农民的形象，栩栩如生地呈现在同学们的面前。当他终于摆脱尘世上的苦难，按照宗教所应许的，升入一切愿望都可以实现的天堂，这时他的惟一愿望竟是得到一小块面包。在天堂里的一片哄笑声中，沉默的彭琪的故事突然结束了。用不着再作任何解释，每一个人都懂得了这篇小说的中心思想。
“一二?一”事件的消息传到重庆以后，杨先生在现代文课堂上读了鲁迅先生的《纪念刘和珍君》。中国的现代史是用青年人的血写成的。其中包括青年学生的血。杨先生并没有直接提到：“一二?一”，但听讲的人心中都把鲁迅的每一句话和“一二?一”联系了起来。昆明的同学们是在踏着刘和珍的血迹前进，杀害昆明死难同学的也正是杀害刘和珍的那些民族罪人。当然，他们的名字已经改换，他们手中的武器也已更新，但他们的心却丝毫未变，依旧是几十年前那颗祸国殃民的、罪恶的黑心，因此鲁迅先生的每一句话也无不是对准他们的黑心掷出的一枝枝投枪。
杨先生住在沙坪坝，来柏溪上课很不方便，上课的那天只能住在柏溪。有时他还在柏溪多呆一天，参加同学们主办的某些活动。当时重庆特务横行，杨先生是著名的进步教授，每次到柏溪来，他家里都很不放心，但杨先生全不把危险放在心上，不是万不得已，从不缺课。
我和杨先生有了进一步的接触，是在我们请他到艺术系来给他画像以后的事。画像的时候，我们都在注视着他，他也在研究我们。同学们的笔下渐渐出现了鲁迅的形象。真的，他面部的轮廓很像鲁迅。只是他没留胡子，眼睛里稍微流露出一些狡黠的神情。
在这以后不久，水利系的刘富国和我一同到杨先生在柏溪的宿舍里去。杨先生向我们几个新来的人表示欢迎。他看到了我，笑着说：
“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
我告诉他，我是艺术系的，给他画过像。
就这样，我认识了杨晦先生。以后他来上课时，刘富国和我经常去找他。同学办的壁报《毁灭》受到围攻时，杨先生鼓励我们，认为《毁灭》上有些杂文写得不错。还特别提到了《内与外》，当然，他并不知道那是我写的。
《追求》社开成立大会，杨先生也应邀在会上讲了话。他讲到了青年人应“追求”什么，主要意思好像是说：从前人们都是往上爬，而现在，往上爬不应该是青年人的方向，现在应该是往前走了。大会主席解释“追求”的意义时，曾强调他们的《追求》并不是追求异性。杨先生风趣地说：追求异性也未尝不可，不过要看抱什么样的态度，心中有一个什么样的标准。俗话说：情人眼里出西施。但西施的美是客观存在，一个人本不如西施美，不可能因为是“情人”就真的变成西施。情人眼里所以会“出”西施，只不过是因为他把眼睛闭上了。
在一年级的时候，无论是课堂上，还是在课外活动中，恐怕再没有另外一位教师，像杨晦先生这样赢得了广大同学的尊敬。但也许正是因此，没过多久，杨先生就被中文系解聘了。
一年级下学期上课的时间很短，五月里就草草结束，准备迁校了。柏溪的同学都奉命先迁到沙坪坝校本部去。
在沙坪坝，我刚好住在杨晦先生的隔壁。在等待迁回南京去的这段时间里，我和艺术系的李慕唐同学经常去看杨晦先生，并认识了杨先生的夫人。杨夫人的年纪比杨先生小得多，听说是他的学生。他们的孩子小雏那时还很小，好像还不会说话。这时虽然常和杨先生见面，但我非常腼腆，觉得自己什么也不懂，因此不好意思与杨先生谈文学方面的问题，不过从闲谈中仍然得到不少教益。
后来我们又是和杨先生乘同一条船回南京去。回到南京以后，我们常去文昌桥教师宿舍看望杨先生。1946年下半年开学很迟，但在开学以前杨先生就被解聘了。同学们几次联络向校方提出请求，坚决挽留杨先生，但校一级和系一级互相推诿，同学们的要求毫无结果。在找到工作以前，杨先生仍然住在文昌桥教师宿舍。李慕唐和我仍然常去看他。有一次李慕唐交给我一个信封，叫我交给杨先生。信封鼓胀胀的，我猜想里面装的是钱。李慕唐和我一同来到杨先生家里，李慕唐坐了一会儿，向我使个眼色，推说有事，先告辞走了。我觉得很窘：怎样把信封交给杨先生呢?就这样交给他，好像怪难为情，万一他不肯收呢?我急得头上冒出汗来，后来想出一个主意，假装逗小雏玩，偷偷地把信封放到桌子底下的一把椅子上。又过了一会儿，我才告辞回去，总算完成了李慕唐交给我的这一任务。杨先生终于在上海找到了工作――和郭沫若共同主编《文汇报》上的《文学界》副刊。杨先生离开的头一天晚上，我们――李慕唐，我和另外几个同学到他家去为他送行。说是送行，其实不过是几个人默默地坐在那里。同学们心中有很多话，但觉得无从说起。只有杨先生一个人在说话。他对那些欺骗青年学生的教育贩子感到愤慨，但对自己的被迫离去，却只是淡然一笑，惟一使他感到遗憾的，是不得不离开他寄予希望的许多青年人。
刘富国回家乡去了，要过些时候再来南京。得知杨先生被解聘的消息之后，他在给我的一封信中写道：“杨先生总是乐观的，但事实却往往并不像他想像的那样美好。不过他的看法还是正确的。真理在最终必将获得胜利!但走向胜利的过程可能很长很长，这是毋庸讳言的事。目前谈和平，可以说只不过是装装幌子。杨先生明白这一点，然而他却总是用乐观的话来安慰我们……”
刘富国的这段话也许可以多少说明杨先生离开中大时的心情。
杨先生离开后，我在《丧钟》上写了一篇文章：《怀念杨慧修先生》。
1947年纪念“五?四”时，杨先生曾应邀来中大演讲，他在南京停留的时间很短，我没能单独见到，连他那次讲话的内容，现在也记不清了。
杨先生五十寿辰的时候，同学们商议要给杨先生送几件有纪念意义的东西去，叫我写点儿什么。我写了《写在杨晦先生五十寿辰》一文，和其他纪念品一齐由一位同学送到上海，交给了杨先生。去上海的同学好像是穆广仁，不过我记不清楚了。他回来后告诉大家，杨先生对送给他的纪念品和文章都很感兴趣，向同学们表示感谢。
解放后杨先生出任北大中文系主任。我一直没有机会见到他。文化大革命初期，我为自己的事情去北京，特意到北大去看望杨先生。那是在1966年底，正是全国大串联，到处乱哄哄的时期。杨先生住在一幢单独的小洋房里。他的样子没有多大改变，只不过明显地见老了。二十年没见面了，他竟还认得我。他的夫人却已经记不起我来了。不过说起过去的事，特别是当我问到小雏，她才渐渐回忆起来，说，小雏前几天还在家，已经是一个小伙子了，可惜他又去串联了，不然我还可以见到他。在那个时候我去看杨先生，他当然很高兴，但尽管如此，他说话却好像有顾忌，反而不像以前那样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他的夫人甚至有时不觉流出泪来，沮丧地说：“这一下子完了，以后可怎么做人呢?”原来文化大革命初期杨先生也受到了“冲击”。我告辞时，杨先生亲自送到门外。我几次回头，仍然看到一个头发蓬松、身材瘦小的身影站在门口，不料这竟是我和杨先生的最后一次会面。但一回想起他来，眼前仿佛立刻又看到那个面部轮廊很像鲁迅、眼睛里有点儿调皮神情的人，他微笑着，似乎在说：“没什么，真理终将获得胜利!” (非琴)
(本文摘自《梦幻人生》(中国华侨出版社)第二部《足迹》。作者非琴，原名潘痴云(1927－1994)，1945年就读于中央大学艺术系，著名翻译家。《足迹》由非琴夫人李庆云先生根据作者生前手稿整理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