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公司与中央大学
50年代中期，毛泽东同志在谈到中国民族工业发展时曾经说过，搞交通运输业的卢作孚不能忘记。而民生公司就是爱国实业家卢作孚先生一手创办的。20年代的四川，经济十分落后，而造成这种落后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交通闭塞。长江上游，重庆至宜昌段完全被外国轮船公司垄断，江面上随处可见的是悬挂着外国国旗的轮船，却很难看见悬挂着中国国旗的轮船。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轮船公司几乎都面临着倒闭破产的危险。在这时创办一家新的公司――尤其是中国轮船公司，无异于逆流而上，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1925年民生公司在卢作孚家乡四川省合川县成立了。
内外交困，外有列强垄断，公司内部又资金严重不足。但这并未挡住卢作孚的脚步。从一艘仅有的70吨的“民生”号小客船到1937年抗战前夕的46艘轮船，民生公司将不可一世的外国航运公司逐出长江，统一了长江上游航运，“民生”迅速的崛起了，它被海外誉为长江上的一颗明珠。
民生公司迅速发展的时刻，正是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当时有人说：“国家的对外战争开始了，民生公司的生命也就结束了。”但卢作孚的想法却截然相反，他说：“国家的对外战争开始了，民生公司的任务也就更重了。他带领着全体员工，把“民生”的命运同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日军全面侵华的前夕，中央大学(南京大学的前身)正处于历史上比较稳定的时期。当时任校长的罗家伦提出了中大“安定、充实、发展”的重要方略。稳定教学秩序、广聘教师、调整院系、扩充设备，新校区也于1936年11月破土动工。中大人满怀着希望，渴望大展宏图。但是，就在这个时刻，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了，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对中国的全面侵略。中大人的梦想和憧憬被无情的战争所打碎，更无情的是它的生存也受到前所未有的考验。经过反复的研究，为了中大的现在，也为了中大的未来，校方断然决定要举校西迁。对于一所高校来说，除了教职员工以外，最重要的就是学习用的图书和仪器，没有这些东西，一所学校也就不称其为学校了。但是在当时运人的船只已经十分紧张，无数的国人陷于战争来临的恐慌无措之中，正急切的等待着船只，在这样一种紧张的形势下，教具的运输面临着巨大的困境。正在校方东奔西走，一筹莫展之时，是卢作孚先生挺身而出，伸出了援助之手。
抗战刚刚开始，卢作孚就集中了民生公司的全部46艘轮船将华东、华北、华中撤退的工厂、学校、机关和数以万计人员送到大后方――四川。在整个的运输期间，他不辞劳苦，始终坚守在第一线亲自指挥，以果断的魅力处理和解决遇到的一切困难和问题。在运送中大的教学仪器时大家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工学院航空工程系教学用的可拆卸飞机三架无法安放；医学院解剖用的尸体24具无处摆放；农学院牧场的良种动物无地安放……卢作孚毫不犹豫的决定打通船舱，改造了轮船的底层，把所有的教具都带上了轮船。这些轮船就是行驶在长江上的诺亚方舟，它载着中大的未来和希望驶向了重庆。
在抗日战争中，民生公司为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16艘轮船被炸沉炸毁、69艘轮船被炸伤、117名员工牺牲、76名员工伤残。而卢作孚以及民生公司对于中大的帮助，对整个中国教育的贡献，正是建立在这一系列牺牲之上的。抗战中的中大焕发出了夺人的光彩。无数流亡学生、学界泰斗、仁人志士涌入重庆、涌入中大。一时间，这里成为了学术的集散地，中大名副其实的成为了学术、思想、文化的“中央”大学。而这一切，都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卢作孚先生这样做，完全是本着民生的宗旨：“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它汇聚了民生的爱国主义精神、集体主义精神，艰苦奋斗精神和苦干实干精神。这些精神并没有随着民生公司的变化而改变过，在今日的新民生中，它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
卢家与中大的渊源并不止于此，卢作孚先生的子女中，有两位毕业于中央大学，他们是新民生公司的总经理卢国纪与其兄卢国维先生。卢国纪于1944年进入中大土木工程系学习。当时他同时被四所高校录取，包括当时的复旦大学、西南联大和上海交大。卢国纪选择了他父亲曾经帮助过的中大，续上了卢家与中大未了的缘份。
直到今天，77岁的卢国纪老人回忆往昔，依然十分的激动。说起以前的老师、同学、战事、趣事仿若历历在目，说起新民生更是娓娓道来。它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航运史上的新记录，做出了一件又一件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好事。民生公司仍在放射着它昔日的光辉。最后，卢国纪老人用他父亲的名言告诉我们：“民生公司的最后意义绝不是帮助自己，而是帮助社会!” (史迎春)
